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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说：

杭州，是中国最有可能变成硅谷的城市。

这篇来自《中国新闻周刊》的360度深度解读杭州创新的文

告诉你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新杭州

并大篇幅解读了杭州“科技金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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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Ｇ20峰会，让充满创新活力的杭州置于世界的目光之下。

文/闵杰

2016年上半年，杭州经济增速10.8％，在全国经济下行大趋势下，拉出一条上升弧线，连续5个季度保持两位数增长。更重要的是，杭州已经初步构筑起全新的增长框架。从上世纪90年代打造“天堂硅谷”，到2014年“一号工程”引领进入云计算和大数据时代。信息经济、智慧应用，有力推动了杭州经济的转型升级，加快了新旧动能转换。

扶持草根创业的梦想小镇，集聚云端产业上下游企业的云栖小镇，创新企业金融服务的基金小镇，主攻智能制造的云制造小镇……19个极具特色的创新创业平台“特色小镇”，正在杭州铺开、生长。

“创新是杭州发展的第一动力。”杭州市委书记赵一德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杭州要实现高起点上新发展还是要依靠创新驱动，“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创新创业中心，一个更大的创新创业生态圈正在杭州形成，千千万万个小而美的科技型初创企业中，下一个阿里巴巴也许就在其中。

云栖大会，正如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名字一样，最具有想象力的计划总是会在云上产生。

在去年10月13日举行的2016杭州·云栖大会上，杭州市政府公布了一项“疯狂”的计划：为这座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城市，安装一个人工智能中枢——杭州“城市数据大脑”。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红绿灯跟交通监控摄像头的距离，它们都在一根杆子上，但是从来就没有通过数据被连接过。中国有的大城市有将近60万个摄像头，但数据得不到利用，因为如果不借助人工智能，需要120万人才能在当天把摄像头的数据看完。”  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在云栖大会上表示，“杭州数据大脑第一次让摄像头的数据能够用来指挥交通信号灯。而交通治理只是个开始，更重要的是数据开始为社会产生价值。”

2016年9月，城市大脑交通模块在萧山区市心路投入使用。初步试验数据显示：通过智能调节红绿灯，道路车辆通行速度平均提升了3％至5％，在部分路段有11％的提升，真正开始了用大规模数据改善交通的探索。

结合手机地图、道路线圈记录的车辆行驶速度和数量，公交车、出租车等运行数据，城市大脑即可在一个虚拟的数字城市中构建算法模型，通过机器学习不断迭代优化，计算出更“聪明”的方案：每个路口红绿灯设置为多长时间通行效率最高？哪些路口应该禁止左转？公交车辆和线路如何调度更为合理？道路修建是否有更好的选择？

来自阿里云、富士康、依图科技、数梦工场等13家企业正在帮助杭州市政府解决这些难题。

城市大脑项目组的第一步，是将交通、能源、供水等基础设施全部数据化，连接散落在城市各个单元的数据资源，打通“神经网络”。以交通为例，数以百亿计的城市交通管理数据、公共服务数据、运营商数据、互联网数据被集中输入杭州城市大脑。这些数据成为城市大脑智慧的起源。

交通拥堵，只是城市大脑迎战的第一个难题。城市大脑的目标，是让数据帮助城市来做思考和决策，将杭州打造成一座能够自我调节、与人类良性互动的城市。

“以交通项目为例，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建一个实时的交通流量模型，老百姓出行的时候，可以准确了解到哪条路是比较好走的。”杭州市经信委副主任杨晓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公共交通为例，从信息化研究的角度看，一直“非常落后”，运营模式一成不变。“很多城市，一条公交线路就一个调度。通过数据大脑，能否实现所有线路统一调度？甚至，是否有可能让今后的公共交通，借鉴现在网约车的模式，实现更人性化的共享？”

杨晓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府的信息化应用方面杭州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最典型的项目就是杭州市民卡。

现在杭州市民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一张市民卡。出行时，骑自行车、乘公交地铁或者打出租车可以用；到商场吃饭购物，或者在超市菜场买菜可以用；休闲时，去图书馆或者逛公园可以用；甚至生病了到医院看病，还能挂号付费结算。

市民卡是数字杭州的重点工程。2007年，市民卡已全部替代医保卡，成为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就医结算凭证。2012年，市民卡全面实现公交、地铁、出租车、水上巴士、道路停车、公共自行车租赁等城市交通一卡通。作为第三方支付工具，市民卡还为杭州市民提供购物、餐饮、旅游、休闲、健身、加油、缴费等多层次、全方位的电子支付服务，与杭州各行业领域的2600多家门店建立合作关系。

最近几年，由于在智慧应用方面的迅速发展，杭州已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杭州模式”。

“城市数据大脑和以前的智慧城市，在大思维方面并没有根本不同，但智慧城市的时代受限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云计算，二是带宽。”杨晓勇认为，在前几年提出建设智慧城市时，解决的很多问题都是局部的，单个项目和解决方案永远有信息孤岛，“另一个大问题是，由于体制上缺乏顶层设计，很多技术都只为单个部门服务。而且信息技术永远往前走，但总是存在人为地把技术固定在了某个阶段上面。”

 在杨晓勇看来，以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变革时代，也在推动政府角色转换，将从“政策驱动”走向“服务驱动”，致力于做好众创者们的“店小二”。

   2015年，杭州成为中国第10个GDP迈入万亿方阵的城市。2016年上半年，杭州经济再次吸引眼球：杭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021.1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8％，增速跃居全中国副省级以上城市首位。这背后是信息经济的主引擎作用在日渐凸显。

过去三十年里，杭州民营经济一直先人一步，但与许多城市一样，杭州的传统产业结构出现了很多依赖症：资源要素消耗大、低小散企业多。

在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增长势头乏力的大背景下，杭州提出了以发展信息经济、推动智慧应用为主要内容的“一号工程”，推进产业智慧化、智慧产业化是重中之重。

“智慧产业化，实际就是新经济、IT经济的发展过程。”杨晓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一段往事，现在被视为全球最大电子商务平台的阿里巴巴，实际上就是智慧产业化的最典型案例。

“马云在1999年成立阿里巴巴的时候，就是在我手上办的注册手续。”杨晓勇说，阿里巴巴注册的时候，差一点因为经营范围无法获批，因为阿里巴巴最初的范围是互联网增值服务，属于国家限制类项目。

后来找到了变通的办法，经营范围是计算机网络，但后面加了个括号，国家限制禁止的除外，“在今天看来，阿里巴巴已经是电子商务公司，但实际上在早期都是IT公司，这类公司在杭州都是智慧产业化公司。”

而产业智慧化，不仅面向传统制造业，还面向农业和服务业。“政策出来的时候，很多传统企业不理解，但后来一年后都理解了。”杨晓勇说，早在国家层面出台“互联网+”顶层设计之前，杭州已经在布局，帮助传统产业推动解决方案。

杭州坚定地推动“一号工程”背后的定力，在于很清楚杭州发展路径背后的必然选择：大力发展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经济，既能规避杭州人多地少、自然资源匮乏的劣势，又能放大杭州电子商务、信息技术产业等方面的优势，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在新一轮发展中赢得先机。

阿里巴巴、新华三、海康威视、大华股份、恒生电子……在杭州，信息经济名企已举不胜举；而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云栖小镇等为代表的“三谷九镇”等都是杭州信息经济重镇所在。它们一同成为这座城市“一号工程”全新生产力的转化者。

从2000年杭州市提出建设“天堂硅谷”，到2014年再次升级为“一号工程”，十余年间，信息产业突飞猛进。“杭州软件”已经形成品牌，在电子商务、金融财税、工业控制、安防监控、集成电路研发和设计、数字电视、云计算等领域已走在全国前列。

杭州至今已拥有国家软件产业基地、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动画产业基地、数字娱乐业示范基地、云计算服务示范城市、服务外包基地示范城市、中国电子商务之都、中国快递示范城市等多个国家级荣誉称号，信息产业已成为全市重要的支柱产业。

2015年，杭州实现信息经济增加值2313.85亿元、同比增长25％，占全市GDP的比重由2014年的18％上升到23％，对全市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5％以上。2016年1？6月，全市信息经济实现增加值1193.76亿元，同比增长26.2％。信息经济已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引领产业转型发展的新动力。

对于未来，杭州的目标是，到2020年，力争建成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基本建成全国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中心、物联网产业中心、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心、智慧物流中心、数字内容产业中心。

不过，杭州信息产业也有短板，杭州信息经济总体偏“软”。为了补好短板，一系列面向未来的大战略正在谋划落地。杭州正在重点推进与阿里巴巴、富士康、比亚迪、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团队的战略合作，发挥平台型企业作用。

杭州与阿里巴巴的战略合作，聚焦到实施云计算大数据、电子商务、“互联网+”等领域的27个重点项目。把富士康的“淘富成真”项目，作为推进全市制造业“互联网+”转型发展的示范和样板。

目前，该项目已举办36期路演，参演企业306家，入驻企业55家。把比亚迪在杭州布局的新能源汽车项目，作为紧抓新兴产业发展的切入点和支撑点，抢抓万亿级汽车智能化和网络化机遇。许许多多的尝试与探索，正在悄然优化着杭州信息经济的结构。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说：“杭州，是中国最有可能变成硅谷的城市。”

现在，这个预言越来越接近实际。很多人说，“天堂硅谷”已成为杭州的新标签：天堂，代表好山好水；硅谷，代表创新拼搏。

聚集着Face-book、谷歌、苹果等上千家tyc1286太阳集团技公司总部的美国硅谷，被称作创业的圣地、创富的摇篮。在杭州，一个定位类似的城西科创大走廊已在谋划中。规划中的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以文一（西）路为主轴，东起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西至浙江农林大学，长约33公里，平均宽约6.8公里，规划总面积约224平方公里。

在这条大走廊上，有浙大、杭师大、浙江农林大学等；有未来科技城、青山湖科技城，集聚了一大批科技人才；有淘宝城等一批企业园区以及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有梦想小镇、云制造小镇等特色小镇、浙大紫金众创小镇；有一批与创新紧密结合的金融机构。

预计通过5年左右时间，这里将集聚30万创新创业人才、1000家高新技术企业、1万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努力使之成为杭州科创人才集聚区，国际人才创新创业的杭州主平台。而更宏大的目标是，杭州要把城西科创大走廊建设成为全球领先的信息经济科技创新中心。

2015年，杭州还先后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两区”建设，成为杭州开拓创新、成就活力之城的抓手。

“目前全国有17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希望这些示范区按照政策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经验能够推广，杭州也一样。”杭州市科委主任阳作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杭州这个“后来之秀”定位不同之处，在于“互联网+”的特色以及“两区”带来的叠加效应。

杭州公布的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一中心五区”的战略定位，也再次强化了上述理念：以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创业创新中心为战略目标，打造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示范区、互联网创业创新示范区、科技体制改革先行区、全球电子商务引领区、信息经济国际竞争先导区。

除了大舞台，还有小平台。在所有小平台中，最具有杭州特色的创新平台，毫无疑问就是特色小镇。

杭州市市长张鸿铭曾表示，杭州特色小镇建设突出“小”字为先，在空间的节约集约上做文章，进一步体现产、城、人、文“四位一体”和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将历史遗存与特色产业和周边环境有机融合，打造低成本、全要素、便利化的创新创业天堂。

在杭州，已经出现了著名的“三镇三谷”。梦想小镇位于余杭仓前，以较低租金给创业者提供一个创业平台，并为小微企业服务。基金小镇在杭州玉皇山南吸引了大批基金大佬入驻，立志要做美国格林尼治基金小镇的“杭州版”。

云栖小镇是依托阿里巴巴云公司和转塘科技经济园区共同打造的一个以云生态为主导的产业小镇。云栖小镇将成为杭州的“达沃斯小镇”，一个富有科技人文特色的中国首个云计算产业生态小镇。西溪谷从2011年启动建设，已经有西溪新座、西溪和景、浙商财富中心等40多万平方米楼宇投入使用。阿里巴巴支付宝总部、珀莱雅总部、浙商创投等已在园区落地。

杭州云谷在西湖区的三墩，要打造杭州“生态云谷”、科技创新大企业总部基地和生态居住区，这是一个以云计算为核心的超百亿级产业集聚区。传感谷将是传感产业发展的核心阵地、人才技术的集聚高地、科技创新的研发平台和资本的服务平台。开发区已培育和引进了一批诸如麦乐克电子、中瑞思创等产业领军企业。

目前，杭州已有纳入统计的众创空间81家，其中纳入国家孵化器管理体系的有14家，市级认定的有45家，总面积14.3万平方米，累计入驻团队1480个。科技项目孵化器也进展迅猛，国家级孵化器有24家，数量居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第一。

从一张工位，到遍布全市的孵化器、众创空间，到特色小镇、城西科创大走廊等省级规划，再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国家战略，杭州为创业者和创新企业打造了一个无所不包的金字塔型创新平台。

考察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不仅要看科技研发投入、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国家级孵化器的数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空间等“硬指标”，还要看创新政策以及生态、人才、教育环境等“软指标”。

阳作军坦言，杭州市的科技创新，依靠企业自身，“企业跟着政府跑是没有前途的，仅靠政府支持也是没有前途的，主要靠市场，政府有限引导，我们现在越来越认识到企业主体作用的重要性。”

他表示，杭州已经实现了创新模式的改变，“过去是政府说要进行哪方面研发，企业跟着来。这几年变成了企业去找市场，政府来支持。”

“我们初步梳理37条政策，把全国各地最有含金量的政策整合在一起。”阳作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扶持创新需要政策支持，但现在的一个症结是，不是没有政策，而是政策没落地，“比如对科研机构的管理问题，科研人员的出差出国，现在很多还是按照行政机关模式进行管理，相关政策早就出台，科研的主导权要让科研人员把握，不要把他们当做机关管理，但是我们现在调查发现很多大学、科研机构还是沿用这个管理模式。”

很多人担心，杭州提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互联网+创新创业中心，一系列政策也都围绕互联网创新，是不是意味着实体经济创新成了遗忘的角落？在阳作军看来，这并非杭州的选择。

“目前的互联网创新主要是商业模式创新，而传统实业创新就是产品创新，两者都不能忽视。”阳作军认为，以生产一个杯子为例，传统实业专注于如何把杯子做到极致，互联网侧重于如何打开市场卖出更多杯子，“而且互联网+创新创业中心，还涉及到互联网的网络、产品硬件问题，要打造成产业链，不单单做软件，更要为实体经济服务。”

  在他看来，所有科技类政策体系中，对创新创业最具有核心价值的就是金融支持。杭州通过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科技担保等科技金融结合工具，构建了“无偿资助-政策担保-科技贷款-还贷周转-天使基金-引导基金-上市培育”的科技型企业金融服务链，有效地解决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问题。

现在各地都有针对科技类企业的银行部门，但在阳作军看来，“杭州的科技支行是真正的科技支行。”

杭州银行科技支行2009年成立，是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专业金融服务的专业支行，按照基准利率给科技型企业放贷，杭州市财政给予科技支行基准利率20％的上浮贴息。

截至2016年3月，杭州银行科技支行累计为6100多家次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贷款173亿元，90％以上的信贷客户为科技型中小企业。

“为什么科技企业难以获得支持，一是没有充足的抵押物，二是科技类企业大多以轻资产为主。”tyc1286太阳集团,太阳成集团tyc234cc,太阳集团tcy8722总经理周恺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科技支行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解决了科技创新企业轻资产抵押贷款的难题，同时提供政策性担保支持。

杭州tyc1286太阳集团技担保有限公司作为市科委下属的政策性担保公司，自2006年成立以来，年担保贷款超过12亿元，年支持科技型企业300余户。总担保份额达70亿元，累计已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节约融资成本1.8亿元。

“科技金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创业投资。”周恺秉坦言，风险投资在国内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意味着有很多的不确定的风险，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设立政府引导基金，提供了保障，吸引了民间投资资本，扶植了本土创业机构发展，从而使企业得到了发展。”

杭州市创投引导基金成立于2008年，基金规模10亿元，至2016年8月，杭州市创投引导基金已批复合作单位47家，基金总规模66亿元。已经签约设立32家，基金总规模45.5亿元，约占全市创投基金的十分之一。引导基金放大倍数为5.2倍。

所投项目中85％以上属于战略型新兴产业领域。创投引导基金参股基金已培育聚光科技、汉鼎信息等8家上市公司，正元智慧、鲟龙科技等7家企业递交上市申报材料，医慧科技、博世华等15家企业被上市公司并购，远传技术、奥默医药等11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

“传统财政科技投入以项目‘直接无偿资助’方式为主，不能有效带动社会资本投入。”周恺秉认为，通过设立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政府少量引导投入，带动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发挥财政科技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基金的放大倍数接近10倍。

与一般市场化投资基金不同，政府设立的创投基金，着眼点不在盈利，而在于使用效率。杭州市创投引导基金目前累计已完成了灵峰赛伯乐等9家合作参股基金的整体退出，以及5家合作参股基金的部分资金退出，退出金额超过3.6亿元。

引导基金实现了资金循环使用，更好地实现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放大效应。

在他看来，杭州通过几年努力，已经打造出一个四位一体的科技金融体系，其中包括银行、政策性担保、引导基金和创业服务。

实施的效果也非常显著，杭州创新创业金融环境得到极大改善。自创业引导基金成立以来，杭州风险投资管理资本增长迅速，占全国的比例从5％增长到10％，占全省的比例接近90％。

而且通过引导基金引导投资及投贷结合等科技金融结合模式创新，带动银行、担保、风投等金融资本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引导基金设立7年来，累计直接支持企业超250家，带动社会创投、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等投入近50亿元。

在杭州，创新创业群体一直有“新四军”的说法，主要创业人才分别来自浙商系、阿里系、高校系、海归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杭州创业群体以阿里系表现最为抢眼。2014年，马云称阿里巴巴成立的近15年间离职校友数量4万多。阿里巴巴一直为离职员工保留工号、互称“校友”。阿里系的创业者能得到阿里给予的资金、技术、大数据分析等多方面资源，并有不少项目能获得阿里入股。

2016年初，阿里校友创业服务平台“初橙”发布了“2015阿里校友琅琊榜”，榜单共收录了324家正常运营中的阿里校友创业项目，2015年，阿里有明确融资额的创业项目有211个。

创业的另一股势力，来自浙大科技园。浙大科技园是国家首批15个大学试点园之一。2013年，浙江大学本科生创业率高达4.16％，位居全国高校首位。 《浙江大学创业创投白皮书》中显示，在A股上市公司曾担任和现任董事长、总经理职务的浙江校友有101名，涉及上市公司88家，这些公司分布在13个省市，遍布26个行业。

在全国掀起“双创”热潮前，早在2013年11月，杭州市就先人一步，出台了大学生创业三年行动计划。大学生在杭创业的，可申请最高额度为5万元的商业贷款贴息或2万元、5万元、8万元、10万元、15万元、20万元六个等级的项目无偿资助，由市、区财政各承担50％。

浙商曾经闻名天下，而如何让浙商文化更好传承，显然必须有接班人。大学生创业在杭州受到格外重视的战略考量在于，通过扶持成长潜力好、发展前景优的大学生创业企业，能不断提高杭州的创业层次和质量，其意图在于培养一批有影响力的“新锐杭商”。

而要真正打造硅谷，还必须放眼全球，吸引全球最优秀的创业人才。为此，杭州在美国设立的硅谷创新中心成为一个全新的桥梁。

为广聚全球英才，从2015年开始，杭州市在原有人才政策基础上，又出台了“人才新政27条”和“人才若干意见22条”，从世界顶尖人才、国家和省市的高端人才甚至是“偏才”“专才”，都能享受到资助、户籍、住房、医疗、社保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

比如对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在杭创新创业的重点项目、优秀项目和启动项目，经评审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和3万？20万元资助，特别项目给予100万？500万元资助。

除了政策含金量不断提高，用市场化思维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优秀人才松绑，杭州市在人才政策探索方面不断寻求突破和创新。比如，设立500万元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资金，用于扶持中介组织、猎头机构等的发展，积极培育市信息经济、金融、旅游、文创等人才协会和人才猎头专业委员会，完善政府购买人才服务政策，引导协会、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的人才管理服务职能。

2015年底，杭州在美国硅谷设立孵化器，总投资包括硅谷孵化器运营费用1000万美元（其中天使投资基金750万美元），天使投资母基金600万美元，合计1600万美元。在硅谷范围内吸引今后有意向回杭州市创业的优秀人才和tyc1286太阳集团技项目，入驻孵化器，并采用市场化天使投资方式，对入孵企业给予5万？20万美元投资。

杭州硅谷孵化器由杭高投代表政府出资，但在美国硅谷完全按照当地法律、行业要求市场化运行，同时委托专业投资机构（浙江赛伯乐）在硅谷当地建立本土化创业投资团队，以市场化方式筛选重点创业人才与项目。

通过这种“政府引导、市场化运行”的管理机制，杭州硅谷孵化器对传统的创业人才与项目引进模式进行了革新，实现了“三个转变”。

一是从传统的国内定期报名被动选拔机制，转变为在国外连续跟踪直接对接主动筛选机制。

二是从传统的通过国内专家评审方式选择机制，转变为以市场化创业投资为主导的资本选择机制。

三是从传统的政府人才引进，转变为以创业投资为导向，产业化综合资源与人才创业扶持政策同步深度对接的引进机制。

如何真正吸引硅谷的创业企业来到杭州落户？

对杭州硅谷创新中心首席执行官赵弋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乐趣的挑战，“硅谷的产品本身还很从全球化考虑，从战略来看中国产业和美国完全不同，要想进入中国市场还需要中国的运营模式。”

赵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美国的早期初创公司，都看到中国市场有巨大潜力，但真正进入这个市场并不容易，“我们做这个对接服务，为他们打开中国市场提供了帮助。”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赵弋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些海外团队来说，最难的是适应中国的产业化政策，“无论多好的政策，怎样去落地，无论多优秀的团队都需要有一个专业机构来为他们搭建这个平台处理这些问题。”

赵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已经落户杭州的才云科技就是这种模式的一个成功案例。

才云科技该项目创始人张鑫博士等核心团队成员拥有美国顶尖学府卡耐基梅隆大学硕士或博士教育背景，并且曾在世界知名企业谷歌、亚马逊、微软等工作多年。才云项目使用的是美国最前沿的“容器”技术。项目及核心团队成员已经于2015年第三季度整体落户杭州滨江区，获得杭州市滨江区“5050”计划重点支持，落地后同时得到浙江赛伯乐等创投机构1370万元创投资本投资。

落户杭州后获得高速发展的远不止才云科技一家。杭州硅谷孵化器目前已经成功推动了15家高质量的海外优秀tyc1286太阳集团技企业落户杭州或形成落户意向，其中才云科技、生捷科技、品融等9家tyc1286太阳集团技企业已经落户杭州。

杭州硅谷孵化器对上述9家企业合计总投资仅为100万美元，而上述企业回国落地前在海外已经获得创投资本投入超过5000万美元，落地杭州后预计还将持续获得国内人民币创投资本投资超过1.5亿元。

跳过中间环节，直接对接硅谷与杭州的硅谷孵化器模式，正在为杭州的科技创新注入高质量的活水。

“从我们对美国硅谷的研究来说，成功的核心还是创业投资，是创业和资本如何结合。”周恺秉坦言，和美国的深度对接让美国创业者，尤其是在美国的华人创业者能首先想到和杭州合作，杭州就有希望成为创新创业高地，“创新活力之城就会水到渠成。”

本文原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7.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