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動態(tài)：初步統(tǒng)計，2017年上半年已有重慶、陜西、深圳、山東、北京、上海、天津、山西、甘肅、青海、云南、四川等12省市調整了2017年最低工資標準。月最低工資均增幅約14%。據(jù)了解，人社部將在期公布這方面更詳細的信息。有專家認為，各省提高最低工資應本著“慎重適度”的原則，防止最低工資的過快大幅上漲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從調增幅度看，今年最低工資漲幅收窄跡象比較明顯。上述12省市2017年最低工資標準均調增幅度約14%，為年來最低。2017年全國有24個省份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均增幅達22%;2017年有25個省份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均增幅下滑至20.2%;到2017年，全國有27個地區(qū)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均調增幅度為17%。

　　不過，有專家認為，盡管最低工資的增長幅度雖然已經下降，但仍大大高于同期經濟增長速度，最低工資的過快大幅上漲可能帶來負面影響。

　　根據(jù)《最低工資標準規(guī)定》，我國最低工資調整間隔為兩年，不過在實踐中，這一時間間隔正越來越短。根據(jù)現(xiàn)有數(shù)據(jù)統(tǒng)計，1995年至2004年，各省市均每1.79年調整一次最低工資，2005年至2017年均1.75年調整一次，2017年至2017年均1.20年調整一次。

　　與經濟增長速度相比，2017年最低工資標準水可以稱得上“超前”。一位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表示，年來，我國已經進入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期，以農民工為例，2008年至2017年扣除價格因素的實際工資水每年增長11%，快于同期人均G D P增長速度。

2017年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應該堅持"托底"原則

　　“一般來說，最低工資標準低于工資水30%時，其變化不會對均工資水以及就業(yè)產生影響，而如果最低工資標準高于均工資水的40%，則其變動可能會產生負面效應。”上述專家表示，根據(jù)他們的研究，如果對各種就業(yè)形式的工人、特別是包括非正規(guī)就業(yè)的勞動者工資水進行全面統(tǒng)計，目前我國最低工資標準已經達到均工資的42%，與中位數(shù)工資的比率為48%，最低工資標準已經處于較高水。

　　“在我國經濟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沖刺的階段，應注重保持勞動力市場制度的靈活性。”他認為，最低工資制度并不是一種調節(jié)收入分配和反貧困的有效手段，而是為了杜絕勞動力市場上因信息不對稱而發(fā)生雇主惡意用工、壓低最低工資等極端現(xiàn)象。從這個角度講，最低工資標準的確立應該堅持“托底”原則。

　　不過，根據(j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到2017年絕大多數(shù)地區(qū)最低工資標準要達到當?shù)爻擎?zhèn)從業(yè)人員均工資的40%以上。中華全國總工會經費審查委員會主任李守鎮(zhèn)表示，最低工資標準是普通勞動者最基本生活的保險繩，作為企業(yè)經營者應該從長計議，集中精力調整產品結構，開發(fā)品種，調動職工積極性。全國總工會已經建議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使各地的最低工資標準能夠達到當?shù)厣鐣�均工資的40%至60%的水。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yè)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考慮到經濟增長和物價水以及歷史上的欠賬，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fā)時曾經一度暫緩調整最低工資，最幾年各省調整最低工資較為頻繁且幅度也比較大“未來我們的勞動力成本還會進一步上漲，這是必然的。我們歷史上欠賬較多，所以這些年稍微漲得多一些、快一些，其中有還賬的因素。”

　　不過，他也同時表示，最低工資增長必須建立在經濟效益提高的基礎上，在GDP增速下降前提下，最兩年最低工資的增幅與前兩年相比稍微有所降低，也是合理的。

　　他說，“最低工資是一把雙刃劍，調慢了無法保證低工薪勞動者及其贍養(yǎng)人口的基本生活水，調快了可能使一些企業(yè)承受不了導致某些勞動者失業(yè)。在當前我國經濟增速下降背景下，應該本著慎重適度的原則來安排上調的幅度。”此外，各省上調2017年最低工資標準的水絕對數(shù)并不重要，關鍵是能夠讓低收入工薪勞動者及其贍養(yǎng)人的基本生活切實得到保障，并能夠隨經濟效益提高相應得到提高。